大福为啥要看世界（一）改革开放30年

文 | 田惠萍

1986年，我开始旅行、周游世界，我算是比较幸运的，那时在德国留学，利用在西德的签证，游览了一些西欧的国家，也包括东欧诸国，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，那时中国没有完全开放，我想一旦回国再出国旅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1988年，我结束留学回国时，德国项目负责人的太太是韩国人，德国的基金会要派他去韩国工作，他就这样跟我说：惠萍，咱们都要去亚洲了，你要回到中国了，而我要去韩国工作生活五年，正好这个期间有汉城奥运会，欢迎你到汉城来看奥运会，住到我们家。

1988年，对于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，边界、边境是一堵看不见，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墙，你要走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出去的人就想办法不回来，我们那一代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生，出去没回来的统计数字是99.8%，回国后，我所供职的大学吓了一跳，他们很惊讶于我回来了。虽然不回来他们很生气，但回来他们很震惊。那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出不来了，我当时觉得这是个莫大的遗憾，这个世界的大门刚刚向我敞开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模样，就要关上了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，不看不知道，下半句可能大家都很熟了，如果一辈子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，可能也无所谓，但是一旦去做了，中途放弃是很遗憾的一件事，梦想变成了幻想，很悲哀。

90年代的田惠萍与杨弢

我是1977年的大学生，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当我收到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懵了，我本来考的是英文，但我拿到的是德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，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可以报小语种，我中学学了一点英文，就去报英文，大家都挤到了英文系，英文系收不完，只把成绩最好的收了。我就是这样拿到的德语专业录取通知书，我没有上山下乡，大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，办公室有一位工程师这样对我说：惠萍，德国的相机镜头特别好，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去德国，你帮我买一个“蔡司”的镜头。但当年我觉得去德国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啊，我把去德国当作一句玩笑话，但它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。

当我所供职的大学说：有一个公派的机会去德国，你愿不愿意去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去”。难道我不去吗？我有任何不去的理由吗？那时候弢弢才4个月，刚刚过了百天，我还在喂奶。说句实话我真的不是一位好母亲，但那时，年轻的田惠萍觉得这就是个馅饼，它砸到我的头上，我真的不是因为太优秀才被选中，就是因为幸运。当问及孩子是否有人带时，我答曰有。其实我根本没想好谁能带，不管，这个肯定有。接着就填表，办完所有手续，从院长办公室回到家里，抱着弢弢，那时候他还可高兴，我忽然想到我要走，而且这一走是两年，就在家里哇哇大哭，之后跑到电话局给我父母亲打长途，我父母亲是高干，因此那时候家里还有电话，拨通就问：妈，你能带弢弢吗？我要出国。我的父母亲说：全力支持。

去德国留学，我的梦想成真，生活给我打开了“看世界”的这扇门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1988年留学生涯结束带着遗憾回国，与我同去留学的朋友去机场送我，说：惠萍，再见，希望咱们以后还能见面。当时大家都觉得阴阳两隔了。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留在德国，说句实话，在那里不乏跟我求爱、求婚的，包括因为喜欢我，愿意为我提供在德国继续上学资助的家庭，我明确表示“已婚，有儿子”！

别以为年轻的时候最有能力，最强壮，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最脆弱的，因为我们脑子里的东西不多，所以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坎，我们觉得过不去，觉得一定会垮掉，会崩溃，不知道今后怎么办，但总有一日你会觉得都是笑谈。世界怎么变，生活怎么走，真不是我们当时就能够预见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那就是方向正确，走正确的路，执着一定能带来回报。

90年代的田惠萍与杨弢

我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回来的就是因为我的杨弢，1986年—1988年我在德国留学，我的家人就有一个任务，就是给他拍彩色照片，那个年代刚刚有彩色胶卷，买一卷彩色胶卷，拍照完了冲洗出来，这个过程的成本是我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，45元。但是我的父母有钱，他们是高干，他们帮杨弢拍照片，寄给我，每个星期我就一定会收到一封信，厚厚的照片，还是国际邮件，带着份量。如果有一个星期，我觉得应该收到而没有收到，我就会写信给家里，崩溃，我会想弢弢怎么了？一定出事了，所以弢弢有很多照片。对我来说所有的诱惑，包括第一次看到一个文明的、发达的、井然有序的社会以及它的富裕程度，所有的这些诱惑都抵不过我的儿子，我想都没有想，就回来了，甚至到了德国以后，我才觉得我那个决定怎么会做得那么轻率---就是当系里问我：有人带孩子吗？孩子能断奶吗？我全是：YES。我当时甚至都不能原谅自己，所以我抱着一颗迫不及待、弥补所有一切的心愿回来了。

回来以后，当时主管我们学校的部委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审讯了半天，因为跟我同去的那个姑娘没有回来。他说，在过去这叫叛国罪，你要为她的叛国行为负责，让我写检讨并向学校汇报，但我坚持要回家，我就跟他说了这么一段话：第一，你们无权扣押我，我们是两个成年人，你没有任何文件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要对她的行为负责任，她是她我是我，我不会承担连带责任；第二，你们没有权力隔离一个嗷嗷待哺就离开了孩子，而且这一离开就是两年的母亲。你们所要的报告别说10页，100页我都写，等我先回到家。他看着我，在当时的中国，还真没有人以公民的身份对百姓的长官这样说话。很多东西都是发生在我那个年代独有的，看了看我之后，他把我放出来，我就回家了。

田惠萍与志愿者

我为什么要从上面这些久远的事情开始说起呢，我觉得作为我这一代的家长，有些人生的回顾和总结对于后来人来说，应该是很重要的。就像当年比我更年长的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家长的回顾，让我获益匪浅一样。那时候我以为走出国门，跨越我们的边界都变得不可能；但随着改革开放一年比一年深入，如果我再申请的话，我当时还是可以再到德国去深造的，而不是站在柏林的机场，那么悲哀的想着我这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，时代的发展，人类对文明进步的追求，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，只是每个民族、每个国家进步速度不一样，但方向是一致的，或早或晚都会走到这一步，所以封闭、限制人身自由这些东西是迟早要被淘汰的，但我这一代人经历的是迅速的淘汰，当这些桎梏被打破后，我本以为我周游世界的梦想会实现时，我遇到了更大的难题......

未完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