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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福为啥要看世界(一)改革开放30年

作者:星星雨 2020-02-28

文 | 田惠萍

1986年,我开始旅行、周游世界,我算是比较幸运的,那时在德国留学,利用在西德的签证,游览了一些西欧的国家,也包括东欧诸国,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,那时中国没有完全开放,我想一旦回国再出国旅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1988年,我结束留学回国时,德国项目负责人的太太是韩国人,德国的基金会要派他去韩国工作,他就这样跟我说:惠萍,咱们都要去亚洲了,你要回到中国了,而我要去韩国工作生活五年,正好这个期间有汉城奥运会,欢迎你到汉城来看奥运会,住到我们家。

1988年,对于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,边界、边境是一堵看不见,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墙,你要走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,所以出去的人就想办法不回来,我们那一代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生,出去没回来的统计数字是99.8%,回国后,我所供职的大学吓了一跳,他们很惊讶于我回来了。虽然不回来他们很生气,但回来他们很震惊。那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出不来了,我当时觉得这是个莫大的遗憾,这个世界的大门刚刚向我敞开,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模样,就要关上了,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,不看不知道,下半句可能大家都很熟了,如果一辈子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,可能也无所谓,但是一旦去做了,中途放弃是很遗憾的一件事,梦想变成了幻想,很悲哀。

90年代的田惠萍与杨弢

我是1977年的大学生,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当我收到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懵了,我本来考的是英文,但我拿到的是德文,为什么呢?因为大家都不知道,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可以报小语种,我中学学了一点英文,就去报英文,大家都挤到了英文系,英文系收不完,只把成绩最好的收了。我就是这样拿到的德语专业录取通知书,我没有上山下乡,大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,办公室有一位工程师这样对我说:惠萍,德国的相机镜头特别好,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去德国,你帮我买一个“蔡司”的镜头。但当年我觉得去德国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,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啊,我把去德国当作一句玩笑话,但它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。

当我所供职的大学说:有一个公派的机会去德国,你愿不愿意去时,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去”。难道我不去吗?我有任何不去的理由吗?那时候弢弢才4个月,刚刚过了百天,我还在喂奶。说句实话我真的不是一位好母亲,但那时,年轻的田惠萍觉得这就是个馅饼,它砸到我的头上,我真的不是因为太优秀才被选中,就是因为幸运。当问及孩子是否有人带时,我答曰有。其实我根本没想好谁能带,不管,这个肯定有。接着就填表,办完所有手续,从院长办公室回到家里,抱着弢弢,那时候他还可高兴,我忽然想到我要走,而且这一走是两年,就在家里哇哇大哭,之后跑到电话局给我父母亲打长途,我父母亲是高干,因此那时候家里还有电话,拨通就问:妈,你能带弢弢吗?我要出国。我的父母亲说:全力支持。

去德国留学,我的梦想成真,生活给我打开了“看世界”的这扇门后,就一发不可收拾,1988年留学生涯结束带着遗憾回国,与我同去留学的朋友去机场送我,说:惠萍,再见,希望咱们以后还能见面。当时大家都觉得阴阳两隔了。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留在德国,说句实话,在那里不乏跟我求爱、求婚的,包括因为喜欢我,愿意为我提供在德国继续上学资助的家庭,我明确表示“已婚,有儿子”!

别以为年轻的时候最有能力,最强壮,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最脆弱的,因为我们脑子里的东西不多,所以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坎,我们觉得过不去,觉得一定会垮掉,会崩溃,不知道今后怎么办,但总有一日你会觉得都是笑谈。世界怎么变,生活怎么走,真不是我们当时就能够预见的,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,那就是方向正确,走正确的路,执着一定能带来回报。

90年代的田惠萍与杨弢

我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回来的就是因为我的杨弢,1986年—1988年我在德国留学,我的家人就有一个任务,就是给他拍彩色照片,那个年代刚刚有彩色胶卷,买一卷彩色胶卷,拍照完了冲洗出来,这个过程的成本是我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,45元。但是我的父母有钱,他们是高干,他们帮杨弢拍照片,寄给我,每个星期我就一定会收到一封信,厚厚的照片,还是国际邮件,带着份量。如果有一个星期,我觉得应该收到而没有收到,我就会写信给家里,崩溃,我会想弢弢怎么了?一定出事了,所以弢弢有很多照片。对我来说所有的诱惑,包括第一次看到一个文明的、发达的、井然有序的社会以及它的富裕程度,所有的这些诱惑都抵不过我的儿子,我想都没有想,就回来了,甚至到了德国以后,我才觉得我那个决定怎么会做得那么轻率---就是当系里问我:有人带孩子吗?孩子能断奶吗?我全是:YES。我当时甚至都不能原谅自己,所以我抱着一颗迫不及待、弥补所有一切的心愿回来了。

回来以后,当时主管我们学校的部委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审讯了半天,因为跟我同去的那个姑娘没有回来。他说,在过去这叫叛国罪,你要为她的叛国行为负责,让我写检讨并向学校汇报,但我坚持要回家,我就跟他说了这么一段话:第一,你们无权扣押我,我们是两个成年人,你没有任何文件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要对她的行为负责任,她是她我是我,我不会承担连带责任;第二,你们没有权力隔离一个嗷嗷待哺就离开了孩子,而且这一离开就是两年的母亲。你们所要的报告别说10页,100页我都写,等我先回到家。他看着我,在当时的中国,还真没有人以公民的身份对百姓的长官这样说话。很多东西都是发生在我那个年代独有的,看了看我之后,他把我放出来,我就回家了。

田惠萍与志愿者

我为什么要从上面这些久远的事情开始说起呢,我觉得作为我这一代的家长,有些人生的回顾和总结对于后来人来说,应该是很重要的。就像当年比我更年长的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家长的回顾,让我获益匪浅一样。那时候我以为走出国门,跨越我们的边界都变得不可能;但随着改革开放一年比一年深入,如果我再申请的话,我当时还是可以再到德国去深造的,而不是站在柏林的机场,那么悲哀的想着我这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,时代的发展,人类对文明进步的追求,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,只是每个民族、每个国家进步速度不一样,但方向是一致的,或早或晚都会走到这一步,所以封闭、限制人身自由这些东西是迟早要被淘汰的,但我这一代人经历的是迅速的淘汰,当这些桎梏被打破后,我本以为我周游世界的梦想会实现时,我遇到了更大的难题......

未完待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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